这种没有约束甚至也没有章法的原则或规则改变，往往意味着大量民间经济的覆灭和民间财富的湮灭
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银行业依靠垄断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利润高增长时期，已经确定终结。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受到重创。
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对实体经济反过来会造成剧烈收缩效应。既作为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作为这个增长的一个结果，中国房地产的盛宴正在落幕。在2011年3月份，上市公司大股东共抛售5.03亿股，环比增幅达到131.8%。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然，更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趋势中所必定要衍生出的一个后果。
即便真正能够投入，保障房最后会否重演1997年香港政府八万五公屋计划的历史，实在也是未定之天。对于中国房地产商而言，短期的现金短缺以及长期的盈利模式的破坏，都将驱使他们降价抛售。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版之前，从亚当·斯密到萨伊，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需求是由供给创造的，只要供给增长，需求就会自行扩张，与供给相适应，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Say‘sLaw）。
从2001年美国几个年级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所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您认为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韦森：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或言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致力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且根本扭转不了我们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的趋势。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曾四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三年期间，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快到30万亿了，超过2011年我国GDP的总量的一半。
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期的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社会，大家都不太讲正式规则，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国人的经商精神。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大规模地增加。接着，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不二政策选择。1929～1933年大萧条爆发之后，英国经济又进一步衰退，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才开始复苏。
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了，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和出现，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被释放出来了。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GDP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记者：目前，西方各国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仍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也就是说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在这一格局中，您如何评价对战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韦森：这里首先我要给凯恩斯辩护一下。纵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萧条，这几年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改变整个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如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那样的科技革命，才能引起世界经济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必须落实对民企--尤其是对中小民企，而不仅仅是小微（利）企业--的减税，让民企税负减下来，能活下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推动经济增长。
举例说，企业利润多年来逐渐下滑，一些企业的利润率已经很薄甚至到了亏顺的边缘，但国有商业银行却仍然暴利。从1929～1933的大萧条，到1973年石油危机，西方世界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复苏和繁荣，曾被人们称作为战后40年的凯恩斯革命。
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当这些投资的几十万亿贷款要归还时，当一些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大萧条就会如哈耶克所预期的那样到来？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但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能否解释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的大趋势？这还有待观察和验证。这40年的凯恩斯革命，似乎证明了凯恩斯本人所主张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总需求以及后来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政府花钱的政策的有效性。但是经过一二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达市场经济各国的企业家会那么短视，那么傻，就会跟着央行的短期利率调整就借款把钱投在那些长期不赚钱的远离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这还无法验证。然而，自一战前到1929年，却出现了英国病现象，英国的失业率长期在10%~20%之间。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为GDP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贝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和遗产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机构和发改委的官员运用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是不用学就得心应手了。
面对当时持续多年的英国病，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致就讲到一个观点：英国经济生病了，不能自发地恢复市场均衡了。第二，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正朝着8%、7%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中国经济甚有可能沿着哈耶克的理论预期前行。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最近各地政府不是又开始发地方债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点像是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长期难以为继。根据GDP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
这一波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会过去，但是留给地方政府的是巨大的负债。这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反复讲的希望能通过预算民主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国进民退，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在迅速扩张--甚至包括通过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方式来大规模地扩张国有控股公司的资本总值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
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
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 进入专题： 大拐点 。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